[33] 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新行政处罚法第2条解释》，《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裁定书中指出，影响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的因素分为两种，一是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二是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规定，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的原告资格才能被承认。例如，在关卯春等与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行政复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关卯春等人居住的房屋既非在案涉《选址意见书》范围内，亦不在焚烧车间边界为基准300米的环境防护范围内，其住宅与案涉项目距离超过2公里，其也不具备相应的原告主体资格。
其二是确认何人处于保护圈内，而这又涉及对邻人的具体界定。这些限值规定划定了邻人的容忍义务范围，但容忍义务的边界反过来也可被理解为邻人权利的起点。若邻人拥有主观公权利，建筑行政机关却未予考虑，同样会影响建筑许可的适法性。这一认识存在的问题是，其混淆了规划和许可的阶段区分和属性差异。[68]参见前引[45]，Decker文，第249页。
这一观点尝试从我国宪法第9条和第10条推导出个人基于资源平等原则所享有的对城市空间公平分配的公平分享权。在规划许可诉讼中，邻人因其权益受行政机关批准的建筑行为影响，欲借助撤销诉讼排除这种影响。[iv] Josef Isensee（ドイツ憲法判例研究会編訳）『保護義務としての基本権』（信山社、2003年）188-189頁。
第83条规定：生产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其他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企业，应当按照良好生产规范的要求建立与所生产食品相适应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定期对该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自查，保证其有效运行，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自查报告。就我国而言，相关学术探讨尚未真正展开，但立法已有一定的规定，从中也能找到持续更新义务的根据。主流的观点是，以行政机关的安全哲学变更为由，侵害被许可人的信赖和利益，违反法治国家原理，基本不被认可。[xxiv] 東京地方裁判所1977年6月29日判決、判例時報854号30頁参照。
自查自纠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企业内部治理的需要，也是维护企业自主性的需要。[xvii] 日本学者下山宪治将风险概念分成两种：一是程序性风险论，即将科学技术的专门知识带入立法和行政上的意思决定过程中予以处理，保障判断的合理性和妥当性。
[xxi] 下山憲治『リスク行政の法的構造』（敬文堂、2007年）45頁。根据《消防法》第17-2条的规定，消防设备的技术标准修改后，除了灭火器、避难器具等之外，过去的消防设备原则上适用旧的标准。一方面，核能的和平利用服务于国民的能源供给。同样，也无法从《德国基本法》第14条的财产权得出应当维持现存核设施的国家义务
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核能基本法》第2条第2款将根据确立的国际基准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规定为立法目的，《核能规制法》第1条也将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规定为立法目的，这些法律的宗旨目的也能为行政的持续更新义务提供根据。合作治理也正是风险行政法的一大特色。要求风险行政顺应科技发展的要求，及时更新自己的风险规制措施，实行许可要件动态化，采取临时性风险规制措施，容许事后变更风险规制措施。[xi]意思决定过程的程序化，也意味着通过程序来保护基本权利。
该指定的前提在于，食品卫生调查会认为其具有自然科学的专门知识基础。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54-55頁参照。
在国家-被许可者（被规制者）-第三人的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中，对第三人权益动态保护的强调，就意味着降低对风险设施设置和运营者信赖利益的保护程度。即使采取风险管理措施，也无法充分或适当应对，相应的决定必然带有一定的决断性和临时性，甚至可能因此而引发二次风险。
为了保护，法律的文字越是宽泛、富有弹性，法律就越能把握容易变化的客观事态。既然无法通过实体法控制行政上的意思决定，那么就只能通过程序法来控制行政内部的意思决定过程，填补实体法的缺陷。但如果实施顺应型风险调控，那么既能让风险管理与科学技术最新发展适时对应，也能让整个过程变得可以把握和预测。当然，虽然信赖保护原则限制了行政机关改变一定法律状态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机关不能改变，信赖保护原则只是要求在变更法律状态时应当注重对正当信赖利益的保护。[xvii] 日本学者下山宪治将风险概念分成两种：一是程序性风险论，即将科学技术的专门知识带入立法和行政上的意思决定过程中予以处理，保障判断的合理性和妥当性。这种自我监测以及报告义务有助于促进风险设施运营单位恪尽职守，收集有用信息，改善运营，减少风险的发生。
风险行政负有持续更新义务，应当顺应科技发展要求调控风险。关键词: 风险行政 法的明确性 信赖保护 持续更新义务 顺应型调控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xix] 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50頁参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以下简称《核安全法》）第8条第3款和第55条第5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污染防治法》）第13条第2款等法律规定，也课予行政机关具体的义务，包括在面对食品风险、核放射风险、土壤污染等具体问题时，及时评估和更新自身的风险规制措施。
摘要: 由于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因此风险规制要取得实效就需要一定的灵活性。因而，因自然化学的发达而修正过去的见识，厚生大臣自然要随之撤销指定。
行政机关作出具有一定授益性和可预见性的行为之后，私人对此产生了正当合理的信赖，行政机关在变更相应的法律状态时应对这种信赖加以保护，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对于既有持续性设施的新规制立法的适用，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1973年3月，居住在核电厂预定地一公里外的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许可。应当看到，企业的合法经营因政策变更而遭受严重损失，而整个社会却因此而受益，国家理应对此予以及时公平补偿。
1977年，该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并就1976年修正公布的《核能法》第7条提起规范违宪审查。特别是对于根据事前预测结果而采取的环境保全措施，从考虑环境的角度根据测定等的实际状态追加保全措施等，有助于在项目的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进一步充实对环境的保护。
根据行政许可的一般原理，在被许可人不再符合许可要件时，行政机关有权撤回许可。根据1976年修正的《核能法》第7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发给许可的条件之一是对因设置与运营该设施所形成的损害，做到依据学术与科技现状所需的防范。
动态保护意味着风险行政的动态性，法的安定性也受到威胁。持续改进能力是对核设施营运单位与时俱进的要求。
[xxii] 类似的例子是，《日本健康增进法》第28条第3项规定，在特殊用途食品标识获得许可之后，科学知识在充实之后清楚地表明，对许可的食品标识许可的特殊用途并不适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可以撤销该许可。而快滋生反应器因需要使用钚，其后续利用和储存可能对整个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且无法排除钚外流被制成核武器的可能性。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须符合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限制基本权利的基本要求，而动态限制则在法的明确性和安定性方面对传统行政法提出更多的挑战：容许立法采取具有概括性和弹性的法律概念，与风险行政机关合作完成规制任务。因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核电站所有权上施加强烈的社会影响性，这也赋予立法者在形成核能法内容时特别广泛的考量余地。
在风险和科技都在发生变动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均应基于这一义务的要求，及时更新自身的措施，以有效应对风险。新的规制规则、新的安全标准如果对私人不构成侵益，通常不成为问题。
这就可能与法的明确性原则、法的安定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发生冲突。法律还可以课予高风险设施运营单位向行政机关报告监测结果的义务。
[ii] 即防止生命健康和财产受到核能损害和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并补偿由核能或电离辐射所造成的损害和伤害。[xix]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将客观的非法律性基准引入法的世界。
